英国清教运动

　　清教运动名词解释

　　16世纪后半期，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清除英国国教内部天主教残余的运动。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不断增强，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英国国教持反对态度，要求清除残存的天主教因素，简化教会的仪式和活动，“清教”的称谓由此而来。清教抨击封建贵族、僧侣的奢侈浪费和道德败坏，提倡过严肃、“勤劳”的生活。这实际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的理想生活，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动力。

　　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后，确立圣公会为国教会，它是封建专制王权的重要工具，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和仪式。新教派则代表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反对国教中的天主教传统和繁琐的宗教仪式，主张教会组织民主化，废除主教制，反对国王为教会首脑，减少宗教节日，并反对封建主的奢侈生活，故被称为清教徒。清教教义的要旨为：不受主教干预，自由祈祷；人人都能同上帝直接交流，建立不要教派的独立组织。

　　16世纪70—80年代，清教徒脱离国教会建立独立的宗教组织。16世纪末分裂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共和政体的两派，前者由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组成，后者由小资产阶级、小贵族和农民组成。1603年清教徒向国王提出《千人请愿书》。1640年，资产阶级在清教徒旗帜下掀起反专制制度的革命，使资产阶级革命披上了宗教外衣。1662年保皇议会通过新的《宽容法》，圣公会仍为国教，其他会派包括新教在内也可有合法教堂。

　　英国清教运动的性质

　　自19世纪加狄纳提出“清教革命”的概念以来，史学界几乎没有人再把英国清教运动作为纯粹的宗教运动来研究了。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还存在各种看法，归结起来大体如下：

　　资产阶级运动

　　它的出现和进行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恩格斯曾认为，加尔文主义“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中国学者杨真认为，“新型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也以反对国教的新教派别出现，这主要是16世纪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教派清教徒”。M.韦伯认为，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又成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R.H.托尼认为，清教运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因为英国工业发达地区恰是清教运动的中心。他认为，“清教是英国中产阶级的老师”，清教徒本身并不是清一色的，“清教中有保守因素和传统主义，也有革命因素；清教中有铁一样纪律的集体主义，也有践踏人类圣餐中乏味膳食的个人主义；清教中有能够包容全世界成果的朴素的节俭精神，还有能够改变一切的勇敢精神。由于长期的孕育，它们之间的矛盾隐藏起来而在内战的熔炉中分离开来。长老派和独立派、寡头政论者和平等派、政治家和商人以及乌托邦分子，都以疑惑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曾是自己朋友的陌生怪物。……斗争在继续，不过已不在清教同国家支持的另一观点之间，而是在清教本身的激进派之间”。C.希尔历来强调清教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质，偶尔使用清教这个概念也是为了使别人更好理解自己的观点，他曾指出，清教主义与晚期不从国教者之间的差别如同醋和酒一样迥然不同。他认为，英国革命是一个内容极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仅宗教就包括新教主义、爱国主义、国际关系、教会土地、主教制、高等法院、教会法庭、圣经解释、清教意识、个人尊严，以及言论、出版、集会和研讨自由等许多问题。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恩格斯曾指出，从事革命的那些人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西方有人认为，“在英国有两种意识形态，一是习惯法的思想，二是清教思想”，习惯法思想保护个人解放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清教思想推崇圣经真理和个人意识的至高无上。

　　K.夏普认为，清教运动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意识形态上有组织的活动。G.M.特里维廉则指出，清教徒的宣传是在清除人民的无知。实质上，希尔、韦伯等人也当属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之列，只不过他们没有那样明确罢了。国家、教会、各种社会集团三者之间结构关系变迁的表现和产物。

　　有学者明确指出，不能把清教问题作为纯粹的思想史问题来研究，因为“思想史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思想在特定情况下成功地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历史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场合却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考察教会、国家和决定性政治集团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可以找到问题的关键”。他们指出，教会的文化定向和社会意义取决于一些值得注意的变量，诸如：教会的经济实力是强还是弱，是独立还是依附于某集团或个人；教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特别是世俗社会集团利益对教会有何限制和影响。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变量，它可能是统一的，可能有相当长的民族文化统一的传统；但也可能是不统一的，或由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和政治传统构成一个混合型国家；统治者可能实行专制主义，也可能实行议会制；社会集团可能是封建的，也可能带有农奴制色彩……所有这些变量都对教会及其宗教政策产生影响，这就使交汇或与国家联盟，或与某些社会集团结盟，要么与国家一致，要么与国家对立，17世纪英国正是在“结构危机”的情况下发生了革命。

　　关于国家政权形式和政治特点的斗争搜索

　　是僧俗两界内部关系和相互关系的变革。有学者认为，当时，清教徒已经看到，“任何对国教的非难都被认为是对当局的反叛，而任何对君主制的批评都被斥责为宗教上的渎神”。一位国会议员在给最高当局的信中指出：“天主教意味着专制，清教徒意味着混乱；天主教是迷信的源泉，清教是通向恐惧的大道，二者都是虔诚的敌人。”有学者认为，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基本问题都表现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在教会表现为权力归主教还是归会众，在国家表现为权力归国王还是归国会，结果产生了长老会制那样一种不论从宗教还是从世俗看都是“混合型的政府”，在宗教上，主张基督至上是君主制，主张古代传统的“好人政治”是寡头政治，主张人民在教会中有切身利益是民主制；从世俗看，保留女王陛下为君主制，权力重大的参政会的存在又是寡头政治，而国会及其构成又表现了民主制。

　　一场理性运动

　　有人认为，从韦伯和托尼到希尔和瓦尔泽都没有把清教看成是一种理性运动，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在讨论清教徒社会伦理特征的同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清教徒期望一个与以往新教思想决裂的社会准绳，加尔文主义和圣经都曾阐述过理性罪恶的存在和不可忽视性。他们认为，清教徒这个概念仅仅在16世纪40－50年代有意义，因为“在内战期间清教徒已停止了活动”。